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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ASA来源：《世界经理人》杂志
国学热已经在民间或温吞或猛进地烧了好些年头了。央视的“百家讲坛”捧出了不少国学明星，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也纷纷建院开班给企业家和高级经理人讲国学中的管理智慧，还有不少人把孩子送进了私塾里去读经⋯⋯不过，即便如此，从大的范围来看，国学其实仍然只是少部分人的趣味，又抑或是赚钱的商机而已。
然而，近两年这种状况有了微妙的改变。新上任的领导人对儒家经典语句信手拈来，又在各种场合不断显示出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态度——参观曲阜孔府、出席孔子诞辰学术研讨会，甚至提出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前所未有的观点。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思想源远流长，作为“正统”的儒家更是影响广泛而深远。从“吃人的礼教”到“孔老二”再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佛道相比，儒家在近现代中国的遭遇可谓是一波三折。
民间也好，庙堂也好，亲近儒家总归是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但这也正是值得琢磨的地方——何以能上下有志一同？对当下浮躁喧闹的中国和人心而言，儒家究竟能带来什么？
儒学为何能“卷土重来”？
继大陆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之后，台湾和香港也跟着沦陷了。台湾1,200多家企业陷入地沟油丑闻，味全.集团更是在两天内市值蒸发约6亿新台币。香港作家陶杰戏称两岸四地实现了地沟油“大一统”。
9月中，知名调查公司盖洛普公布了一份对全球135个国家人口幸福感的调查报告，中国排名第90位。仅有9%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改善，却有超过三成的人认为自己的日子每下愈况。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强于亚洲很多国家，但是在幸福感上的排名却远低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其实不止是儒家、佛家或是道家，禅修、灵.修、瑜伽、正念⋯⋯我们能感觉到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开始在寻找一种能够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
早在上个世纪初，1921年，梁漱溟老先生就在他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预见了当下的状况。他认为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西方文化是“向前要求”，而印度文化则是“反身向后”，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的变革，即是从“向前要求”转向中国的“调和持中”。
近代史上，儒家的中国面对坚船利炮的西方毫无招架之力，让很多人摒弃儒家传统、支持全盘西化，认为救国的良方在西方、在现代化。哈佛教授、新儒学第三期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反对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
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认为，早期我们追求现代化，觉得现代化是对的，于是只要是跟现代性相矛盾或违背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错的，这是当时的社会需要。但现在，社会需要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国跟着西方的脚步也走了一百年了，也同样撞上了现代化的“南墙”。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有五大顽疾：一是人心忧苦，每个人活着都不愉快；二是欲望侵逼，消费社会的基本逻辑就是鼓动欲望、刺激消费，让人被欲望追着跑；三是“整个社会败乱”，体制不健全；四是环境破坏，生态面临危机；五是人为物役，人反倒成为了科技产品的奴隶。面对这样的现实，西方开始反思启蒙运动、纯粹理性，重新与上帝和解。而中国人则回到自己的过去寻找治愈的药方。
儒家到底有什么用？
提到儒家，大概很多人会想到“三纲五常”、宗法礼教，关注它作为统治工具的、政治化的一面。而宋明理学则是曾被批评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二者其实涉及到的是儒家的两个层面，一是工具性、实践性，二是理想性，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著名的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曾说过，针对当前的这个社会，儒家能做有三个方面——一是指导人生的“人生哲学”；二是调节人际关系，使人人之际更加谐和，更加有序；三是探索天人之际的理论。
这三个方面涵盖了人与自己如何相处的问题、人与他人如何相处的问题以及人与整个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能够对应到个人成长、企业管理和国家发展的不同领域中去。
过去，有一种观点是把儒家与现代文明对立，既然儒家的基础是小农经济，那么要现代化就要抛却陈旧僵化的儒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点不断受到质疑。所谓的新儒家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应该是割裂的，传统是“现代之所以为现代”的基础，对传统去芜存菁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现代。
二战以后，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儒家传统深厚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也被认为是儒家具有现代性的佐证之一。在学界甚至有人提出资本主义存在两种形态，一是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欧洲资本主义，而另一种则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涵的东亚资本主义。
而另一方面，儒家常说“天命”，并非是全然被动的被改造对象，强调“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也能够帮助现代社会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从组织或是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儒家学说中也有可以利用的思想。现代管理思想源自西方，落地中国这么些年并非是万用灵药。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管理新难题也层出不穷。比如过去管理奉行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方法在面对90后员工时就已经捉襟见肘了。有人感慨，现在大城市的孩子只要继承了父母的房产身家就有几百甚至上千万，你就算把一大把胡萝卜悬在他们面前，他们也未必会抬眼。
在儒学与管理的结合上，方太集团的茅忠群是最有名的实践者之一。2008年，方太集团建立了第一座企业孔子堂，每名员工早上有15分钟时间用于读经。茅忠群的国学管理实践不止停留在“教化”或说是“洗.脑”层面，而是进入了管理制度中。以员工违纪处理方式为例，在推行国学精粹管理之前，针对员工迟到等违纪行为课以罚款，但效果不彰。后来，人力资源取消了罚款，改为由部门领导谈心的方式，一年之后，一般的违纪事件下降了一半。这一做法源自《论语》中的这一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再来便是个人层面。顾炎武曾经说过，有亡国，也有亡天下。亡国就是政权更换，而亡天下则是社会的基本秩序被践踏，“人相食”。龚鹏程教授认为现在这个鼓励弱肉强食的时代就是一个亡天下的时代。原子化的社会与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孤独，而儒家推崇的仁爱、同理心——“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恰恰是一种更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范式。
儒家是否能真正回归？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没落，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具体而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事件，而另一方面也有其更深层的原因。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吕新雨提出，“如果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实际上晚清到民国初年，因为城市化过程已经开启，乡绅作为乡村社会最核心力量的层面，他不再对乡村社会保护而是剥夺，这个情况到晚清就出现了，所以儒学的没落是一个后果”。
儒学作为哲学，其实在学术界里一直备受关注，研究的人也很多。新儒学的研究者们列举了儒学中可为今用的种种，民间关注，庙堂推崇，似乎并无阻碍。但将儒学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内涵和一个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否能够真正进入实践领域呢？
梁漱溟是新儒学第一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也是一个真正终其一生的实践家。他原本是笃信佛教的，曾经一度想要出家。但后来他发现，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认为世界万物一体，这是终极真理，但是不可能被大部分的普通人理解和接受，因为它离生活太高远。在现实中，人和物是对立的，人和人也是对立的。梁漱溟想要救国救民，因此由佛转儒。他认为儒学积极乐观稳妥，“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的很妥当”。因而，他致力于以儒家文化为纲重建乡村，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一种思想要被积极接受和实践，必须第一要有好的思想，第二要有强烈的行动意向，第三在行动当中一定是要有责任心的。
著名专栏作家、学者止庵认为不论是孔子还是梁漱溟，他们在中国的儒学实践都是以失败告终的，究其原因是他们所面对的受众的问题。“思想家的悲哀在于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或者我们的儒家文化始终是在少数人手里。中国文化只是中国一部分人的文化，普通大众基本上跟这个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孔子那个时候没有解决的问题，到梁先生这儿也没有解决。”
针对官方态度的改变，止庵亦有他的困惑：“现在连从事教育和从事政治的人本身都堕落，更别说是教化别人。”而另一个问题是，一方面有人在推行，但另一方面却是没有人接手。
而吕新雨教授则认为，今天的儒家如果不下乡，不去面对今天中国城乡巨大的变化，不在这个变化中，能够给出回应和有所行为的话，则很容易沦为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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